今天看一份力量举计划,我们通常已经知道要练深蹲、卧推和硬拉,也知道训练最终要怎样在比赛里接受检验。这些条件熟悉到很少需要解释。再往前看,事情就没有这么简单:人们使用负重器材锻炼的原因很多,比赛的动作组合也曾改变,想知道锻炼方法的人,还需要找到获取方法的地方。
美国的几段经历,能帮助我们看清这个过程。器材商会回答用什么练,杂志会刊登怎么练,训练者会组织比赛。一些训练的经验会进入医院,在新的问题中被调整改造,又经出版物回到训练的人手里。沿着这些往来读下去,我们就能看见美国力量举怎样逐渐形成,再问清楚:人们说“美式力量举方法”时,究竟指哪位教练、哪份材料里的做法?
买得到杠铃,也得有训练方法
1902 年,Alan Calvert(艾伦·卡尔弗特)创办 Milo Bar-Bell,公司供应可以调整重量的杠铃。买到器材之后,一些顾客又写信询问怎样使用。一项对早期刊物和通信材料的历史研究记载,Calvert 原先逐一回复,后来开始把指导放进定期出版的刊物。1914 年,他创办了后来以《Strength》为名的杂志。[1][2]
刊物里既有教学文章,也有学员的照片和来信,Calvert也会对其中的身体发展作出分析。照片因此还承担了讲解的作用。读者看见别人的训练结果,读到对这些结果的解释。器材的使用,从一次购买延伸成了持续学习的过程。[2]
这段经历让器材与知识的关系变得很具体。可调重量的杠铃提供了改变负荷的条件,怎样选择重量、练哪些动作,却仍然需要学习。来信把这些疑问带给出版者,刊物又让更多人接触到同一套方法。
此时的负重练习还不能直接等同于今天的力量举。器材和刊物先让更多人接触训练,后来比赛怎样选定动作、怎样比较成绩,是另一部分逐渐形成的工作。
Hoffman 把哪些事情联系起来
器材商兼出版者 Bob Hoffman(鲍勃·霍夫曼)又把这类联系带到了训练队和赛事中。Stark Center 的馆藏介绍记载,他在 1923 年开始关注举重,并组织了由 Kraber 公司员工组成的 York Oil Burner Athletic Club。1932 年,他又与 George Jowett 合作开展出版,创办《Strength and Health》。[3]
与 Hoffman 紧密相连的 York Barbell 生产、销售杠铃和配重,《Strength & Health》里也刊登了 York 的器材广告。[13]到了 1971 年,Hoffman 资助并在 York 承办了一场早期世界力量举赛事。[3][5]
商业在其中提供了实际的支持。一本杂志能够持续出版,读者便有机会反复接触训练内容;一场比赛能够办起来,训练者便有了共同展示成绩的地方。理解这些作用之后,我们也更容易分开两件事:一个人帮助项目发展,和他介绍的每一种练法是否都有效,需要各自的材料来说明。
出版还有另一条线。早在 1940 年,Joe Weider(乔·韦德)就以《Your Physique》开始出版事业,后来的刊物包括《Muscle Power》。[4]这些出版活动面对的兴趣并不完全相同。有人希望改变身体外形,有人关心能举起多少重量,刊物会让不同练习与观念相遇和传播。
比赛怎样有了共同规则,又让谁走上赛台
训练者聚到一起,接着就要决定比什么。IPF 的历史回顾记载,20 世纪 50 年代末,英国曾使用弯举、卧推和深蹲组成的比赛组合,后来才用硬拉替换弯举。今天看起来固定的“三项”,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定下来的。[5]
美国这边,1964 年在 York 举行了一场非正式全国锦标赛;次年,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(AAU)首次举办全国赛,采用卧推、深蹲和硬拉。1971 年 Hoffman 资助的早期世界赛,当时只有美国和英国选手参加。1972 年比赛之后,各国代表于 11 月 11 日开会成立国际力量举联合会(IPF),首届正式 IPF 世界锦标赛则在 1973 年举行。[5]
这几个节点各自完成了一部分历史任务。先有可参加的比赛,跨国参赛随后带来统一规则的需要。连比赛顺序也需要协调:早期美国赛事先比卧推,再比深蹲和硬拉,与其他地方的习惯有所不同。[5]动作、赛序和判定方式逐渐明确之后,训练者才更容易围绕共同的任务准备。平时能完成一个动作,与在规定条件下得到有效成绩,开始需要更细致地对齐。
规则之外,还有一个同样实际的问题:谁有机会参赛。Jan Todd(简·托德)在后来的人物采访中讲到,自己先参加男子赛事,之后参与组织了 1977 年的美国女子全国赛。1980 年,首届 IPF 女子世界锦标赛在美国 Lowell 举行。[6][5]
Jan Todd 既是参赛者,也参与了办赛。从她先参加男子赛事,到女子全国赛和世界赛相继出现,参赛机会的变化也成为这段项目史的一部分。
此后,比赛条件仍在改变:据 IPF 的历史回顾,1981 年世锦赛尝试仅针对刺激剂的检测,1982 年世锦赛按国际奥委会原则实施药检,1992 年代表大会批准使用卧推服。[5]到了 2012 年,IPF 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Classic(通常称为“无装备赛”)世界杯,次年又在苏兹达尔举行首届 Classic 世锦赛。[12]对准备参赛的人而言,比赛仍是三项,训练却需要对应所选赛事的装备要求,参赛准备也要遵守相应的反兴奋剂规定。熟悉装备本身也可能成为准备的一部分,Tate 对 Westside 的回忆便提供了一个例子。
训练馆里的人怎样安排一周和一次备赛
有了比赛目标,一周里怎么练,仍然要在训练中慢慢解决。教练 Bill Starr(比尔·斯塔尔)在 2011 年的回忆文章里,讲过自己早期一度每堂都尽全力练的重。一次周一成功举起的重量,到了周三反复尝试却没有完成,他提早结束了那堂课。周五再练时,表现反而更好。[7]
Starr 把这个差别与周三较少的训练联系起来,开始尝试让周三的工作低于周一,到了周末再根据重量是否吃力,决定继续练重还是退让一些。后来在 Dallas YMCA,他又向 Sid Henry 学习,更深入地理解了重、轻、中安排。他自己也明确说过,这个想法在他之前就已存在。[7]
这段回忆留下了调整安排的过程。Starr 先留意后续训练的表现,再尝试改变分配,后来又从别人的指导中补充理解。他关心的是,前一次训练之后,下一次还能完成什么。传播时如果只留下“重、轻、中”三个字,这个追问就容易被省略。
力量举运动员 Ed Coan(埃德·科恩)谈备赛时,处理的是更长的一段时间。在访谈中,他解释自己会先看上次比赛完成了什么,再确定下一次有把握争取的成绩,从最后一周往前推,写下各周的动作、组次和重量。如果前面的过程做不到,就擦掉重写。此前一个周期的经历,是他检查新安排的重要参照。[8][9]
倒推因此需要经验来约束。终点定得过高,或前面几周临时加得太多,都会让后面的安排越来越难完成。Coan 也谈过怎样帮助数字设得不合适的人:如果剩余时间允许,可以先退回,再逐步建立。他在另一份访谈中则说明,休赛季会用来处理薄弱环节,训练内容也随之改变。[8][9]
读这些经验时,值得保留的是作选择的过程。Starr 留意一堂课之后的表现,Coan 用此前的训练检查下一次备赛是否可行。我们可以借他们的问题回看自己的记录:原先预计能完成的工作,实际做了多少;后续训练又发生了什么。至于具体采用几天训练、排多长周期,还需要自己的经历和实际反馈来补充答案。
从训练馆到医院,再到课堂
要看训练经验怎样进入医学工作、又经杂志回到训练者手里,还需要回到力量举赛事形成之前。20 世纪 40 年代,医生 Thomas DeLorme(托马斯·德洛姆)在 Gardiner 军医院面对伤员康复的问题。他自己有举重经历,也与同样练过举重的伤员交流,尝试把负重练习用于康复。[10]
据一项梳理这段康复工作的历史研究,DeLorme 与 Watkins 在 1948 年提出的方案安排三组各十次,负荷依次为患者个人 10RM 的 50%、75% 和 100%;10RM 指一个人在某个动作中最多能连续完成十次的重量。如果患者在最后一组能完成超过十次,就相应增加重量。[10]这样写下来的不只有组次,还有选择负荷和调整重量的条件,它们也可以随文章传给其他使用者。
这项研究还记录了 John Farbotnik(约翰·法博特尼克)的参与。他当时也在伤后康复,协助制作器材、实施训练并指导患者。后来人们知道他在健美比赛中的成绩,但在这段医院工作里,他为康复训练带来了训练和器材方面的经验。[10]
这些工作进入医学发表之后,又经 Phillip Rasch 在 1949 年介绍到《Muscle Power》。[10]于是,路径绕回了对训练感兴趣的读者:已有经验参与了临床问题的处理,医学工作留下较正式的说明,杂志再把它带给更广的受众。沿着这条具体的往返,就很难把“实践”与“科学”分成互不接触的两边。每到一个新的环境,原有做法都需要回答新的问题。
知识怎样被整理和教授,还可以看一个当代的例子。NSCA《Essentials of Strength Training and Conditioning》第五版公布的目录中,可以看到两位主编与多位作者共同组织内容:
生理和生物力学提供解释训练现象的机制,测试章节讨论测什么、怎样测、结果怎样用,计划设计章节则把需求分析与训练参数接起来。
[11]
教材让学习者有机会把分散的知识联系起来。理解一个安排时,可以从动作需要回到生物力学,也可以从实际表现回到测试方法。生理、测试、计划设计等章节各有分工;具体建议适用于谁、依据是什么,仍需回到相应章节。
教材是按知识类型组织的,教练回忆则是按个人经历讲的;两者都能提供信息,但读的时候要问的问题不同——读教材,找的是“这一类知识说什么”;读教练回忆,找的是“这个人在什么条件下这样练”。
再回头看“美式力量举”,我们已经遇到许多不能用一张课表概括的经历。Calvert 回答器材使用的问题,Hoffman 参与组织训练与赛事,Todd 为女子参赛做过工作。训练馆和医院里的人,也各自把遇到的困难变成了下一次尝试的理由。
这些经历解释了美国力量举的形成,也让“美式”作为一套统一练法的说法遇到了困难。美国有自己的项目史,但不同教练并不因此共用一份训练处方。以后再听到“美式”,可以先问:指的是 JTS 的哪本手册、Louie Simmons 的 Westside,还是 Mike Tuchscherer 的 RTS?具体又是哪个时期、面向哪类选手的安排?找到具体材料,才能比较它怎样组织训练、为什么这样选择。项目在哪里形成,与一份计划采用哪些办法,是两个需要分别回答的问题。
经验还可以通过另一种组织方式被汇集和研究。苏联国家队的相关机构留下了一组材料,帮助我们接着追问:记录送到谁手里,研究人员怎样参与计划的修改?下一篇从这些具体工作开始,读清“苏联科学”这个称呼里包含了什么。